加入粤军第一师后，陈铭枢更加呵护自己的看家本钱，白天训练，晚上训话，势必要打造一只朝气蓬勃的革命团队。

在一顿猛操作下，第四团很快成了全军模范团。1921年，在清远阳山与旧桂系作战时，四团首次出战即打得沈鸿英落花流水，受到军部嘉奖。组织遂决定在第四团新组建一个营作为奖励，同时也落实一团三营的制度。

援闽粤军回粤时，邓铿的一个亲信小弟-张发奎（日后赫赫有名的“铁军”军长），主动要求加入敢死队，冲锋陷阵，一战成名，在粤军青年军官中初露锋芒。邓铿提议让张发奎任新组建的第三营营长。

【资料图】

青年时的张发奎

不想陈铭枢竟婉拒了邓铿的提议，他的理由是张发奎非保定军校毕业生，学历不行，不够资格胜任。陈铭枢希望缪培南（北伐中，继张发奎、黄琪翔后第四军的第三任军长）的堂弟缪培堃担任，因为缪培堃是保定毕业生。

对身为团长的陈铭枢来说，安排营长是重大的人事调整，事先肯定是作了一番调研，他认为张发奎非合适人选。第一，张虽作战勇敢，但性格刚烈，桀骜不驯，不好管教。团队内骨干过去跟张发奎没什么渊源，后续有矛盾的话，也缺乏斡旋的角色。

其二，陈铭枢刚从“肇军”反正到粤军，脚跟尚未站稳，与邓铿私交甚好的张发奎容易被理解为是安排过来的钉子。

综合分析，老辣的陈铭枢不惜冒着可能会得罪邓铿的风险，以学历为借口拒绝了对张发奎的这一安排。

张发奎另一个铁杵大哥、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是个老实人，他既然将“学历门”事件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张，气得他勃然大怒，自此为两人恶交的开始，也为日后双方各为主义、各自带队搏杀埋下了种子。

陈可钰（1882-1944），广东清远人，曾任大元帅府警卫团团长，北伐时任第四军副军长

广东大势初定，百废待兴，平静的日子没多久，江湖又是风起云涌。

自打下广东地盘后，孙中山迫不及待要出兵北伐，以实现铲除北洋军、武力统一全国的梦想。他认为军政不统一，则无法实现民族、领土、内治、财政的统一，从而“军政”、 “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亦无法完成，最终三民主义也无从谈起。

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自辛亥以来，广东连年兵祸，民生凋敝，实在是难以负担北伐的巨额军费。当务之急应是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并提倡西方国家盛行的“联省自治”政治理念，反对出兵北伐，掀起无休无止的内战。

昔日同志，今各为主义，分道扬镳。

陈炯明与孙中山合影（陈炯明，前排左四；孙中山，前排左五）

孙中山纵横江湖多年，一生对“三民主义”孜孜追求，区区一广东，岂能满足其志向；而陈炯明也恰是兵强马壮、新胜余威之际；两人各执一词，矛盾愈演愈烈，由此造就了民国“最无情“”的暗杀悲剧。

1922年3月21日傍晚，邓铿从香港接友人回到广州，在大沙头广九车站被歹徒连开数枪击中，抢救无效于三日后去世，终年38岁。

年轻有为、一身才华的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不幸成为了孙陈冲突下的牺牲品。

民国广州大沙头火车站外的邓铿雕像

邓铿被刺，自此孙陈矛盾无法调和，最终酿成了粤军第一次大内讧，对粤军发展历程影响巨大，在此需对其做个说明。

邓铿案是百年来的一宗“悬案”。当前一般的公开资料都将尿盆扣在后来的失败者陈炯明头上，谓邓铿是孙中山的坚定拥护者，从而遭到陈炯明派的暗算，以阻挠北伐。这显然有迎合“胜为王、败为寇”的舆情观点。

综合人物背景与人情伦理，当前多数两岸历史学者看法一致，刺杀邓铿，实为孙派人马所为。

这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台湾汪荣祖博士的观点，其从邓铿与陈炯明的关系，孙陈冲突时邓铿的表现，遇刺后其爱人与陈炯明的关系等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

汪博士的论据中，忽略了两个十分具有说服力的细节。第一，人物背景方面，邓铿遇刺前支持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政治理念。

时陈炯明的军务处长张醁村回忆，邓铿曾经将其老师周善培的信给他看，信中内容有：“竞存（陈炯明）主张切实可行，中山虽悍，亦必服善，如不服善，尽可各宣所怀”。

张醁村还透露一个细节，周善培有来广东的计划，由邓铿征得陈炯明同意，将安排广东民团总局的位置给周。而邓铿遇刺的当天，正是到香港接他的周善培回广州。

倘若说邓铿与陈炯明的理念有悖，他显然不会将周善培的信件给陈的亲信看，更不会亲自去香港接周来广州。

周善培，浙江诸暨人，清末曾任广东将牟学堂监督，是邓铿的老师

第二，邓铿遇刺后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要求抬去粤军总司令部，他要去见陈炯明。

两人相见，四目泪下，陈炯明安慰说，会去医院看他，邓铿却说：“切不可来看我”。多人证实，邓铿认识凶手（有人让邓铿写出凶手名字，被现场一党国要人阻止，避免尔后冤冤相报的祸根），他急切要求去见陈，显然是要提醒什么，而“切不可来看我”，应是为陈的安全考虑。

显然，如果邓铿认为是陈炯明派人来杀他，他绝不会要求第一时间去见陈。这违背正常的人情伦理。

今日广州闹市区的邓铿墓